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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创意书店书架,创意书店书架图片。图书价格的持续走低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是巴西图书市场遭遇凛冽寒冬的主要原因。网购的兴起也在抢夺传统书店的市场。据估计，亚马逊现在在巴西的图书销售市场已经占有大约 10% 的份额。今天品源图书馆家具为大家介绍一下。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就此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40年来，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出版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的105家出版社、年出版图书约1.5万种，发展到2017年拥有580余家出版社、出版图书近50万种、总印数92.4亿册、出版物销售总额3704亿元，我国已从“书荒”到“书海”，成为出版大国。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回顾出版业发展表示，中央多次肯定出版业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排头兵，在这个过程中，全国出版界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到体制机制改革，奋斗了40年，才有了今天出版业的大好局面。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版界是变革和崛起比较早的一个行业。“第一个行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了民营的零售业，紧接着是支持地方建立了一批地方出版社，这两步首先在改革开放破局方面迈开了第一步，这也为新闻出版业的放开搞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柳斌杰介绍，比如在深圳建设书城、开办书市，与我国台湾出版界首先开展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和国际出版界展开交流，中外合作出版领袖文集，这一系列都是出版业改革开放比较早的举措。出版业在改革发展方面除了最大特色是突破体制方面的障碍外，另一方面，出版业还通过改革创新发展，出版能力得到较大提高，创造了非常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了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中国的书在任何国家的市场上都有销售。可以说，中国的图书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柳斌杰说。解决问题 重在补短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不含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18119.2亿元，较2016年同口径增长4.5%；拥有资产总额22165.4亿元，增长3.0%；利润总额1344.3亿元，增长2.7%。另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调查汇总数据显示，2017年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7071.9亿元，增长23.6%。当前，我国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都位居世界前列，但柳斌杰认为仍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他总结“强起来”的关键在于补短板：加强内容创新，提升全球影响力。他指出，创新能力和全球影响力弱的原因有几点：首先是体制机制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当前出版单位的现状是，行业既有收入500亿元的上市公司，也还有一些没有完全走上市场的中小出版社，这些体制机制改革尚不完善的中小出版社生存很困难。出版市场的两极分化影响了出版行业的整体发展。中国出版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彻底解决体制机制尚不完善等问题。其次是文化政策上还没有完全打通。当前国有出版社、民营出版公司和出版上市公司在文化政策上有不同的标准，导致产业链条上的政策还没有完全打通，使得行业难以融合发展。要解决目前出版行业不平衡问题，才能让出版业真正走上现代化。再次是新的出版体系还没有构建完成。由于印刷出版、数字印刷、互联网出版、大数据出版等几个业态同时交叉出现，构建新的出版体系还未完成。此外，柳斌杰称，在内容创新上，中国出版业当前在全球同行中公认的顶级出版物并不是很多，一些出版物局限于重复过往的内容、偏向只讲中国的事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中国出版必须下决心站到世界文明高点上，发挥中国智慧和文化思想的引领作用。40年来，随着书香中国的顺利推进，全民阅读风尚也深入人心。近年来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大力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出版业围绕主业，通过成立全民阅读研究中心、建立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加强“七进”工作、开展“书香中国万里行”等多种多样的阅读推广工作，不仅逐步提高了出版文化服务水平，也不断加大对全民阅读的推广力度。柳斌杰称，他参与起草的两部法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公共图书馆法》已经通过实施，前者明确把全民阅读作为政府保障的事业纳入政府责任，同时对全民阅读的条件、资金来源、活动支持作了法律上的规定；后者要求各级公共图书馆践行平等、开放、共享的服务理念，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分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全民阅读的法制保障和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在一系列利好因素的支持下，全民阅读当前已步入第二个10年，可以说，新时代对全民阅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新的前景。对于新时代、新阅读，中国出版业在推广全民阅读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新的举措，柳斌杰表示：“书是人类知识的总汇，只有好的书，才能吸引大家参与到全民阅读中来，所以这就要求，出版业要出版更多的好书，提供更好的服务，吸引人们去阅读。”乡村阅读一直是柳斌杰关注的问题，他介绍了此前开展农家书屋建设的情况。农家书屋工程自2005年开始试点，2007年全面启动建设。如今，我国已有农家书屋58.7万个，10多年来向广大农村配送图书突破11亿册，除了政府援建之外，社会各界也捐建各类书屋，为6亿多农民解决了看书难、看报难问题。他指出，农家书屋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图书针对性还不够，出版业应针对农家书屋的实际需求，差别化地向农民提供图书，满足农民多样性的阅读需求。不仅是农家书屋，出版业还应积极参加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要满足城乡图书馆、公共阅读空间、职工书屋、军营书屋、新市民书屋等不同类型的图书阅读需求。此外，柳斌杰认为，中国出版业要强起来，还必须继续深化改革，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出版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打造新技术出版平台，多样式推送精品出版内容。要注意培养新的出版业态高水平的人才，将编辑图文、审定文字专业能力等跟数字出版、互联网出版、大数据出版技术能力结合起来，多业态、多形态、多品种、多形式出版满足人民群众对各类出版产品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服务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现实主义 不断更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学始终坚持与社会共进步，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时代性和创新性，涌现出大量反映时代变革和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优秀作品。特别是今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文坛的文学“大年”，在今年刊发于国内文学杂志的小说作品中，王安忆、张炜、李洱、迟子建、周大新等一批知名作家都有长篇或中篇新作面世，其中不乏暌违文坛多年、十数年磨一剑的回归之作。深入历史，或是直面当下，深耕一方土地，或是体察一种人群，工笔或写意。回顾过往，广大作家以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担当观照人民生活，记录着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史诗般变化，文学事业呈现百花竞放、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40年来，现实主义不断更新，主要推动了两类小说创作的长足发展。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观察，一类是家族历史与文化的创作，这类小说以家族历史为主干故事，通过一个家族在一个时期的荣辱盛衰，来透视文化精神的嬗变，折射社会变迁与时代更替，代表性作品如张炜《古船》、陈忠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李锐《旧址》、莫言《丰乳肥臀》等。另一类是“反腐”小说写作，这类小说以改革开放为背景，主写义利抉择、正邪较量。代表性作品有周梅森《人间正道》《人民的名义》、张平《抉择》、陆天明《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周大新《曲终人在》等。可以说，由于运用严谨的现实主义写法，贯注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作品做到了思想精深与艺术精湛的桴鼓相应，达到“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较高标准。在坚持现实主义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路遥《平凡的世界》。这个作品写作与发表的80年代中期，文学界追新求异的热潮正如火如荼，现实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但路遥没有任何犹疑，毅然选择严谨的现实主义写法，表现改革开放给农村青年带来的命运转机。由于作品做到了为小人物造影，为奋进者扬帆，出版之后广受好评，累计印数超过1700万套，在当代小说长销作品中名列前茅。白烨认为，《平凡的世界》持续热销，暗含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学课题，那就是大家需要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包括它的自身内涵、外延与意义，也包括它与中国文学的密切缘结，与中国读者的内在联系。适逢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一些敏锐的小说家们便在小说艺术上广泛借鉴吸收，使小说创作不时吹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清风。白烨表示，最先引人注意的是王蒙在《深的湖》《高原的风》等中短篇小说中对“意识流”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作品在对人物心理流程的探幽索微中，实现了由主观感受折射客观世相的特殊效能。随后，一些超越传统文学范式的新写法不断刷新，其中比较典型的，如苏童、格非、孙甘露、余华等作家运用“先锋派”手法创作“新历史小说”，阿城、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等作家把当下现实生活与人物精神世界中的“文化遗存”当作描写对象的“寻根小说”。他们超越传统写法的文学实验，使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别样的色调和色彩，现实主义创作愈加开放和丰富。相互借鉴为我所用，风格写法不拘一格，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成为小说创作的普遍追求，一些实力派作家不断自我更新，逐步形成独特艺术个性。白烨举例说，如莫言在中外手法兼收并蓄中，不断凸显的“毛坯式”现实主义风格，贾平凹在古今手法内在化合中形成的“文章体”叙事特点，阿来在民族文化交融杂糅中形成的“非遗性”题旨意蕴等，都是在小说艺术上由多方借鉴来熔铸自我的成功范例。此外，当下一些网络小说写作，也在向传统文学经典作品靠近，通过学习经典作品使得一些历史题材的网络小说作品获得较高文学品质，如《琅琊榜》《芈月传》等。文学佳作 层出不穷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回顾40年来的文学创作总结说，从历史转型中的乡镇到大都市的现代生活，从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到反腐倡廉、扶贫攻坚等国家大事，“三农”题材、城镇化进程、当代工人生活、时代楷模的精神风貌都在作家笔下得到有力体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更加广阔。繁荣，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关键词。此外，随着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相继设立，持续推出大批优秀作品。国家级文学奖的设立，有力推动改革开放时期文学发展繁荣，起到引领风尚的作用，有力促进当代文学经典化。其中，茅盾文学奖迄今已评选九届，共计43部作品获奖，鲁迅文学奖评选七届，共计264部作品获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选十一届，共计709部作品获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十届，共计214部作品获奖。历届获奖者连同他们的获奖作品，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绚烂景观。四大奖项不断改革评奖机制，完善评奖程序，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推重，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国家级文学奖项，同时也成为中国文学由“高原”迈向“高峰”的有力见证。与文学创作蓬勃发展相对应，改革开放40年来作家队伍日益壮大。在文学创作一线，活跃着来自不同代际、不同年龄的作家们的身影。钱小芊称，他们当中，既有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也有被称为“90后”甚至“00后”的新生力量。老一代作家笔耕不辍、佳作不断，中青年作家已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新生代作家迅速成长，展现旺盛创造活力，作家队伍呈现“四世同堂”的可喜局面。据统计，中国作协会员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347名增加到目前的1.1万多名，省级会员现有8万多名。青年作家、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等新的文学群体发展强劲。各地网络文学周、网络作家村活动的开展显示了网络文学的活力。新文学群体在作协的有效组织下开始走向广阔天地，感受时代脉搏，汲取生活营养，发挥着文学创作体现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的重要作用。优秀